孙法医说：“一样，颅骨轻度变形，其余未见明显外伤。”
“这就更能验证死者是在熟睡中遭遇袭击的。”我说，“没有任何抵抗伤和约束伤，甚至连眼睛都没能睁开。唉，也算是去世的时候没有痛苦吧。”
我一边为这对老夫妻活到70岁却不能善终而叹息，一边用手术刀慢慢地剃去尸体的头发。
法医都是好的剃头匠，对于法医来说，必须用最精湛的刀功把死者的头发剔除得非常干净，既不能伤到头皮，也不能留下剩余发桩。只有干干净净地剔除死者的头发，才能完全暴露死者的头皮，从而更清楚地观察死者头部有无损伤。这种损伤可能是致命性的，但是也有可能只是轻微的皮下出血，即使是轻微的损伤，也能提示出死者死之前的活动状况。
甄老头的头皮上有5处创口，创口都明显带有棱角。我们切开死者的头皮，发现头皮下有大片的出血，5处创口中的3处下方有凹陷性骨折。但骨折的程度不是很重，3处凹陷性骨折都是孤立的，没有能够连成片。因为甄老头的颅骨比较厚，我们费了半天劲儿才锯开了颅盖骨，发现整个脑组织都存在蛛网膜下腔出血，还伴有几处脑挫伤。
甄老太的损伤和老头的损伤如出一辙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头皮上没有挫裂创，取而代之的是有明显特征性的皮下出血。
“这几处皮下出血基本可以告诉我们凶手使用的是什么致伤工具了。”孙法医指着甄老太头皮上的皮下出血说。
我探过头去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呵呵，方形皮下出血，金属类方头钝器。”
大宝补充得更具体：“方头锤子啊。现场没有发现方头锤子，看来凶手是把凶器带走了。下一步要侦查去搜了。”
“不过，”我突然发现了疑点，“你们不觉得这样的损伤轻了一些吗？”
“嗯，”孙法医说，“确实是的。这样的损伤，木质的工具不可能形成，铁质的，又显得太轻。连颅骨骨折都很轻，如果是用金属锤子打击头部的话，损伤肯定不会这么轻微，估计脑组织都会挫碎的。”
“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。”大宝说，“凶手的力气小。未成年人作案，或者是女性作案。”
大宝的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，我们都在沉思，看看这个推断能不能使用。沉默了许久，我说：“不可能，凶手是身强力壮的青年男性。”
大宝和孙法医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。我接着说：“如果是老弱病残妇，怎么可能把一具这么重的尸体从那么高的厨房窗户扔出去？而且看地上也没有拖擦的痕迹，尸体应该是被背进厨房或者抱进厨房的。那么这个凶手一定是个身强力壮的人。”
在场的人都在默默点头，我接着说：“那么为什么他决意要杀人，却没有使上全身的力气敲打死者头颅呢？”
因为高度腐败尸体的软组织会有变色，很多腐败造成的皮肤颜色改变都疑似损伤。为了不漏检一处损伤，我们仔细地把每处颜色改变都切开了观察。两具尸体的检验虽然是同时进行的，但是尸检工作还是持续了近4个小时。
我们没有被臭气熏着，衣服却沾满了臭气。当我们坐进车里的时候，驾驶员皱了皱眉头说：“先去宾馆洗澡换衣服吧。”
洗漱完毕已经到了晚饭时间，我们来不及吃晚饭，火急火燎地跑到了专案组，想获取更多的信息。
刘支队刚看见我们走进专案组的大门，就皱着眉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让你们失望了。”
“怎么？”我说。
“对甄老头甄老太生前的熟人和亲戚进行了仔细的调查，”刘支队沮丧地说，“全部排除作案可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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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消息虽然不好，但是并没有打击我破案的信心。我说：“要不要再重新整理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？或许是有人作伪证，包庇凶手呢？”
“你开始说了，凶手之所以没有选择焚尸，而是选择了藏尸，最大的可能是凶手作案后准备逃跑。”刘支队说，“但是我们查了所有可疑的人，都没有跑。那么，凶手为什么要拖延发案时间呢？”
“我们也是推断。”我也开始心里打鼓了，“这个不能作为排查标准，毕竟推测不是依据。”
回到宾馆，我思绪万千，却怎么也整理不清楚。于是我闭上眼睛、关上思维，决定明儿一早就求助于师父。
第二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带着全套现场、尸检的照片电子版，到市局找了台能上互联网的机器，把照片传上了省厅的FTP（文件传输协议）服务器。
“师父，”我打通了师父的电话，“帮忙看看照片呗，遇见困难了。我们认为是在死者家留宿的熟人，但是经过一轮的排查，都排除掉了。现场又没有什么痕迹物证可以甄别犯罪嫌疑人，一时不知道怎么下手了。”
“这就是传说中的网上会诊？”师父在电话那头说，“我先看看吧，1个小时后再联系。”
我知道师父虽然是法医界的专家，但在电脑操作方面确实是个新手，可能他通过照片半个小时就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，但要让他下载照片再在电脑上打开，估计也得要半个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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